姚永安
有香港藝人在面書貼文「告訴兒童自由吸毒的政府，已經不是智障那麼簡單，是邪惡。可以說是反人類。」
究竟有沒有這樣的政府，當然沒有。
在加拿大，無論在小學、中學和大學都有告訴學生毒品的風險及禍害。
雖然這是常識，但卻很多人不知道，甚至掉轉來講恐嚇公眾。
毒品又或濫藥問題嚴重，公眾當然要關注和討論，政府也必須採取有效力的行動。問題是怎樣討論和是否面對現實地討論。
對於主張要把毒品禁絕的人或政客，若不是無知，便是存心騙人。
請問，用什麼方法來禁絕？有那個國家做得到？
即使是極權，刑罰最重的國家如中國和沙地阿拉伯，即使會被判處死刑，還是有毒品問題。
同事跟我說他從前去馬來西亞旅行，坐的士時司機跟他說有門路可以購買毒品，但之後補充一句說若果被捉到是會判死刑的。
即使採用最嚴勵的刑罰，仍然不能禁絕毒品。
美國在1920至1933年實施禁酒，推行11年後在1934年正式廢除了該政策。禁酒的實驗被認為是一個失敗，因為它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帶來了更多的犯罪和社會問題。
每年透過海、陸、空運進入加拿大的貨櫃數以百萬計，究竟海關有沒有能力去查驗每一個貨櫃究竟有沒有毒品和製造毒品的原材料呢？當然沒有。
特朗普總統雖然大罵加拿大運毒品到美國，但事實卻是，加拿大很多毒品是從美國進入的。在2022年，加拿大海關截獲380萬克毒品來自美國。去年海關截獲從美國進入的毒品大幅增加至830萬克，增幅高達118%。
主張要禁絕毒品的保守黨在主政期間（博勵治當時是內閣成員）就皇家騎警的撥款削減了6億元，並且解僱了1100位海關人員。而自由黨則在1997年解散了港口警察。
曾經當了11年列治文學務委員的區澤光在社交媒體質問為何學生那麽容易能夠獲得毒品，這個問題其實應該由他向公眾解答，以及他曾經就學校的毒品問題做過什麼？
究竟有什麼方法可以在學校禁絕毒品呢？在學校大門每天搜查每位學生的書包？還是在每間學校派駐緝毒犬？噢，那麼學生放學後又怎麼辦？那麼可否由家長搜查子女的書包和房間呢？
那麼我們可否把所有吸毒/濫藥人士都強制性地捉去戒毒，可以嗎？
即使政府撥足款項開設戒毒中心，把數以萬計的濫藥人士捉去戒毒。戒毒出來後便不會再食？當然不是。
根據調查研究及社工的經驗，自願戒毒的成功率遠比強制戒毒的高出很多。這其實也不是什麼深奧的學問，道理也很簡單。
一個人為什麼吸毒/濫藥，各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有些人是因為做手術服用了醫生開的處方止痛藥而上癮，有些人因為家暴、亂淪、性侵、原住民寄宿學校遭受長期虐待、失業、無家可歸、心靈創傷、痛苦、精神病等等。即使戒毒，若果個人的根本問題沒有獲得解決，很容易會再次濫藥。
事實是，即使在香港，戒毒是自願而非強制性（除非犯法後被法院判去戒毒）。香港法律並無普遍性「強制驗毒」程序。驗毒通常是在嫌疑人同意或有特定法律依據（例如涉案駕駛毒駕時）才會進行。即使警方在街上搜出毒品並拘捕該人，並不等於可即時強制戒毒。必須經法院審理後，才可能根據《戒毒所條例》判處戒毒。
加拿大的做法跟香港其實相近，強制性戒毒主要都是在犯法後經由法院下令，某些省份可以透過精神健康法、緊急醫療干預及家長或監護人干預等進行強制戒毒。
那些試圖為保守黨拉票的香港人KOL把目前加拿大以醫療和減低傷害方式處理濫藥問題的責任歸咎新民主黨和自由黨。
這純粹是黨派政治的攻擊技倆。最令人不齒的是這些輿論打手罔顧事實，甚至以歪曲事實來達至政黨利益，漠視社區的苦難，是在破壞而非協助解決問題。
提出以醫療和以減低傷害方式的其實是醫療、精神健康、癮癖、社會服務專業和專家。他們經過幾十年的研究、討論及參考外國經驗，然後推動政府推行試點計劃，之後才擴大推行。政治領袖、政黨其實只是跟隨專家的專業意見。
減低傷害的策略獲得全國的醫學界所支持，包括加拿大醫學會(CMA)、加拿大成癮醫學協會（CAAM）、加拿大護士工會聯合會（CFNU）、加拿大公共衛生協會（CPHA）、加拿大精神健康護士協會（CAMHN）、加拿大成癮醫學學會（CSAM）、加拿大社會工作者協會（CASW）、加拿大警察首長協會 (CACP)等等。
這些醫療協會支持實施安全供應項目（safe supply)，以應對鴉片類藥物危機、減少傷害並改善藥物使用者的健康與福祉。它們強調，這些項目應作為更廣泛、綜合的方法的一部分，包括接受治療、精神健康支持和其他減少傷害措施。
在省的層面，支持減低傷害的有卑詩省、阿省、安省、紐賓士域省和新斯高沙省的首席衞生官的大力支持。這些省份當中阿省、安省和新斯高沙省都由保守黨執政＇紐賓士域省是自由黨，只有卑詩省是新民主黨。
其實在上次聯邦大選時，保守黨黨魁Erin O’Tool也公開支持減低傷害和不反對開設新的安全注射屋。
以毒品議題來愚弄公眾的還有卑詩省的政客們。
今天卑詩省政府所採用的處理濫藥/毒品政策，在推出之前是跟當時的卑詩自由黨討論過，並且獲得他們的支持。現在的卑詩保守黨黨領John Rustad和屈潔冰，當時都是自由黨的影子內閣成員。
經Fact Check，列出以下事實：
「在2021年，省自由黨在立法委員會中支持了新民主黨的一些毒品政策。特別是在討論關於非法毒品少量持有去刑事化的問題時，自由黨的成員在改革警察法案特別委員會中同意支持新民主黨的建議，要求聯邦政府去刑事化少量毒品的個人持有。這是兩黨在harm reduction（減害策略）方面支持的重大時刻。
雖然省自由黨歷來對於監督消費場所等減害政策以及毒品去刑事化持較為保守的態度，但在這一事件中，他們的支持反映了對鴉片類藥物危機嚴重性日益增長的認識，並認識到需要全面的措施來減少過量死亡。
這一轉變也顯示出省自由黨內部對公共衛生方法的逐漸認同，包括去刑事化可能成為應對危機的一部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支持並不像新民主黨對這些政策的倡導那麼廣泛，並且省自由黨仍對一些更擴大的減害策略持保留態度。
總結來說，儘管省自由黨和新民主黨在毒品政策上仍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但在立法委員會中，兩黨在去刑事化少量非法毒品問題上出現了顯著的跨黨派支持。」
由此可見，目前卑詩省的濫藥政策在推出之前是在省議會內獲得所有政黨的支持才推行的。這些政黨都是根據醫學界和首席衞生官Bonnie Henry的意見來進行。
很多人以為Rustad和屈潔冰都是堅定反毒，但他們的立場卻是左搖右擺。
例如，屈潔冰在2023年便因為在鳯凰衞視的訪問說反對安全注射屋，被英文傳媒揭露而要公開道歉（因為她違反了所屬政黨的立場）。
同樣的事也發生在Rustad身上，他在選舉期間被媒體報道在不同人面前說不同的話，包括向支持減少傷害的人說不會關閉安全注射屋。Rustad 的卑詩保守黨也在選舉期間被媒體揭露把「取消硬性毒品的非刑事化」毒品政策從該黨的網頁上刪除。
加拿大和其他西方國家（包括英國）之所以走減少傷害的道路，是因為無法禁絕毒品，這是面對現實，以及正視毒品對社區所造成的傷害。筆者必須指正的是，加拿大對抗濫藥問題的政策除了減低傷害，還有預防、治療和執法。
若果加拿大是行使所謂「禁絕」政策，濫藥人士只會隱藏自己，父母不會知道，更不會有社工上門勸導。在外面吸食會跟其他濫藥人士走在一起，亦會容易染上頑疾（如透過交換針筒造成感染）。在朋友家overdose，由於害怕惹上官非，朋友或在場人士也不敢報警求助，令overdose死亡的機會大增，這些都有真實個案。
減低傷害的主要目的是要拯救生命，讓事情曝光讓家人、朋友和醫護人員協助，最終能夠解決自身的問題和戒毒。若果因為overdose死了，講什麼戒毒都是徒然。
有些人單純地認為只要把濫藥人士捉去戒毒問題便會解決，這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
那麼家長能否強制子女去戒毒呢？
在阿省，家長可以強迫未成年子女戒毒。但經過10至15日戒毒後出來，很多都會再吸食毒品，也有對父母的關係和信任造成嚴重的破壞，之後離家出走，有些女子淪落街頭和賣淫，更有人自殺…。
在卑詩省，父母可以精神問題為由把未成年子女送去戒毒，但把子女送入精神病院是否真的能夠解決問題，還是令問題變得更壞，造成更大的心靈創傷？當子女不再信任父母，甚至憎恨父母時，父母還能協助勸導子女走回正途嗎？
家長即使有上述的權力可以強制子女戒毒，但子女成年後又可以怎樣呢？
素里華裔少女濫藥身亡是悲劇，這樣的故事在華人社區或許較少聽聞，但類似的新聞在主流社會卻不知報導了多少次。這正是為什麼政府需要採取有效行動，甚至採取一些部份公眾未必能理解和認可的爭議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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